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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紅書》的秘密︱George Hogenson教授的中國之行

發布人: ??????2017-10-28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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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榮格的《紅書》的出版,是詮釋榮格理論關鍵的轉折點。榮格說,創作這本書幫助他形成了后期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

       四月正是春意盎然之時,美國的榮格心理分析師George Hogenson教授也在這個溫暖的四月,在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創辦院長申荷永教授的邀請下,開啟了他的中國之旅。

 

       George Hogenson教授是耶魯大學哲學博士、芝加哥大學臨床社會工作碩士、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現任副主席、芝加哥榮格學院前主席,曾任教于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同時他也是《分析心理學雜志》編委;曾在《分析心理學雜志》和同類雜志發表多篇論文;著有《榮格和弗洛伊德的斗爭》;并與湯姆·基爾希一同編著了《榮格<紅書>》的解析。


       這是他首次訪問中國,要與中國的榮格心理學學習者一同解讀《紅書》的秘密。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George Hogenson老師


       George教授的行程由南至北,訪問澳門、珠海、廣州和武漢。4月13日在澳門,George教授主講了《榮格<紅書>及其意義—分析心理學的方法與應用(專業督導)》。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4月14日至4月16日,George教授在珠海,與申荷永教授及高嵐教授一起主講了《心理分析與榮格<紅書>、夢、沙盤游戲主題工作坊》,同時出席了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2017級心理分析專業開學典禮。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講座之后,與會的學員就工作坊主題向George老師進行了提問,以下是一些問答的內容:


剛才老師展示了最后一個模型,最后說匯到了一個點上,是不是就是說那是榮格工作的一個原理;是不是就是說榮格自性化的工作就是要找到這個點,如果這個點分化了的話,就會出現混亂?這一塊我不是太明白,一個點和兩個點的區別是什么?


George:對你的問題我可能要做一個復雜的解釋,這個方面的研究我已經進行15年了。我第一次接觸榮格是在45年前,45年前我的分析師和老師告訴我應該去研究西藏《度亡經》。當時我沒有去讀,而是去讀榮格的書。榮格當然也讀了《西藏度亡經》,榮格反復研讀了這本書,他用更為西方的方式去解讀這本書。兩年前我決定重新接受我老師的建議,研究了在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根據佛教或者東方其他的觀念,生命起源于混沌,所有生命的方向都是向整合進行的,所以你可以從混沌到整合,也可以從整合到混沌。我可以解釋的更深。但榮格認為原型最深的結構是數字,他認為最深層的結構是數字結構,這也是為什么我用剛才看到的數字的模型來解釋。這也是一種非常邏輯、理論化的方式。我并不是希望大家所有的人都這樣去理解,我是一個思維型的人,但是我認為如果你從臨床學或者其他的角度去看的話,他揭示一種非常深的心靈模式。我們每個人的發展過程既可以面向整合也可以面向混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可以用這種正式的形式也可以用發展的觀點去看。其實這是我們對同一個事情從不同角度進行的解讀。這個在我看來可以解釋意象和曼陀羅。

我剛剛聽到George老師講到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圍繞情結但從未深入情結,那我想知道的是榮格的積極想象深入情結了嗎?如果深入情結了那么怎么幫助來訪者打開這個   情結,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以及它怎么起到整合的作用呢?

George:當榮格提到積極想象時他是用各種各樣自由的形式進入情結,在積極想象中意識是一種被動的狀態,也就是說意識可以進入無意識進行對話,這樣就可以突破情結的控制,當然想要了解它最好的方式就是讀《紅書》,比如說榮格在《紅書》里提到的:他看到那些想象的場景,比如:他會去跟在沙漠中看到的那些人爭論。也就是說,在積極想象的過程中,自我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是互動的,是相互影響的。讓意識與無意識產生鏈接,這在臨床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我們也講到理論的技巧與在臨床工作中的實踐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要被理論所束縛。


分析師在積極想象中的作用:第一個水平是治療師在積極想象的過程中是否可以通過一些插入的技術來影響來訪者的經驗;第二個水平是夢要用建設性的方式來進行工作,也就是說來訪者和咨詢師之間夢的工作我不是太明白;最后第三者涌現是不是就是后來煉金術中出現的那個孩子?

George:你需要在與來訪者工作的過程中去感知自己,如果你只是站在那里去觀察就沒有辦法進入到里面去感知,所以在榮格自己的臨床工作中,他會有一些投射性的認知,因此當治療師認同來訪者的想法時,來訪者才能對自己寬容。如果治療師自己無法感知,與來訪者共同體驗的話,來訪者是無法得到治愈的。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一定要與來訪者建立一種關系。


榮格在他自己的臨床體驗中是這樣說的:“治療師要把自己的意識水平不斷降低,降低,降低一直到無意識,這個時候你才能體驗到來訪者所創造的無意識世界,也只有這個時候你才能在無意識水平上與來訪者聯結在一起。”來訪者之所以進入我們的分析室是因為他們無法處理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對于治療師而言要體驗來訪者的體驗從而去寬容他。因此,我經常對我的學員說你需要知道你的局限在哪里,就我自己而言,我對那些自我界限失調的人是非常寬容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所以你們要非常小心謹慎。


我想問一個具體意象與積極想象的問題:在我的沙盤室里有一些孩子會點火,一開始會覺得這個火是雜亂的,憤怒的,可是當孩子們不斷地一次又一次點火時,有一次我就會突然覺得那個孩子點的火像是篝火,我自己涌現的積極想象是我會覺得這個孩子開始有力量了,自己的能量開始整合了。但同時我自己有很惶恐的是我不知道這是我的積極想象還是我的妄想,就是迫切的想讓這個孩子往這個方向走。所以積極想象對于咨詢師而言是不是有一個拿捏的界限,而不是自己想要達到某個目標就把它想象出來,這個感受在什么位置?

George:你講的問題很有趣,因為這里是一系列沙盤。我會給你講特殊的一瞬間,榮格曾經在南加利福利亞做過類似的工作,就是和非常貧困的孩子一起工作,每一周都會有幾位分析師去跟這些孩子進行一對一的工作。最開始孩子們的沙盤非常混亂,后來孩子們的沙盤展現的越來越有秩序,孩子們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有組織性,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沙盤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工具。但你作為治療師總是看到這一種場景時,你應該問問自己為什么我會這么想,為什么我會有這樣的感受?當你講到你覺得火變得有力量時,你就要想想是不是你真的希望孩子們有力量,希望他們能夠去整合。所以在我的治療過程中我會突然意識到漏掉了來訪者的某句話,這時候我就會想這是來訪者真不想讓我知道,還是我自己不想知道。所以在治療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直重復這樣一個過程。



剛才老師展示了最后一個模型,最后說匯到了一個點上,是不是就是說那是榮格工作的一個原理;是不是就是說榮格自性化的工作就是要找到這個點,如果這個點分化了的話,就會出現混亂?這一塊我不是太明白,一個點和兩個點的區別是什么?

George:對你的問題我可能要做一個復雜的解釋,這個方面的研究我已經進行15年了。我第一次接觸榮格是在45年前,45年前我的分析師和老師告訴我應該去研究西藏《度亡經》。當時我沒有去讀,而是去讀榮格的書。榮格當然也讀了《西藏度亡經》,榮格反復研讀了這本書,他用更為西方的方式去解讀這本書。兩年前我決定重新接受我老師的建議,研究了在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根據佛教或者東方其他的觀念,生命起源于混沌,所有生命的方向都是向整合進行的,所以你可以從混沌到整合,也可以從整合到混沌。我可以解釋的更深。但榮格認為原型最深的結構是數字,他認為最深層的結構是數字結構,這也是為什么我用剛才看到的數字的模型來解釋。這也是一種非常邏輯、理論化的方式。我并不是希望大家所有的人都這樣去理解,我是一個思維型的人,但是我認為如果你從臨床學或者其他的角度去看的話,他揭示一種非常深的心靈模式。我們每個人的發展過程既可以面向整合也可以面向混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可以用這種正式的形式也可以用發展的觀點去看。其實這是我們對同一個事情從不同角度進行的解讀。這個在我看來可以解釋意象和曼陀羅。


我剛剛聽到George老師講到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圍繞情結但從未深入情結,那我想知道的是榮格的積極想象深入情結了嗎?如果深入情結了那么怎么幫助來訪者打開這個情結,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以及它怎么起到整合的作用呢?

George:當榮格提到積極想象時他是用各種各樣自由的形式進入情結,在積極想象中意識是一種被動的狀態,也就是說意識可以進入無意識進行對話,這樣就可以突破情結的控制,當然想要了解它最好的方式就是讀《紅書》,比如說榮格在《紅書》里提到的:他看到那些想象的場景,比如:他會去跟在沙漠中看到的那些人爭論。也就是說,在積極想象的過程中,自我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是互動的,是相互影響的。讓意識與無意識產生鏈接,這在臨床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我們也講到理論的技巧與在臨床工作中的實踐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要被理論所束縛。


分析師在積極想象中的作用:第一個水平是治療師在積極想象的過程中是否可以通過一些插入的技術來影響來訪者的經驗;第二個水平是夢要用建設性的方式來進行工作,也就是說來訪者和咨詢師之間夢的工作我不是太明白;最后第三者涌現是不是就是后來煉金術中出現的那個孩子?

George:你需要在與來訪者工作的過程中去感知自己,如果你只是站在那里去觀察就沒有辦法進入到里面去感知,所以在榮格自己的臨床工作中,他會有一些投射性的認知,因此當治療師認同來訪者的想法時,來訪者才能對自己寬容。如果治療師自己無法感知,與來訪者共同體驗的話,來訪者是無法得到治愈的。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一定要與來訪者建立一種關系。


榮格在他自己的臨床體驗中是這樣說的:“治療師要把自己的意識水平不斷降低,降低,降低一直到無意識,這個時候你才能體驗到來訪者所創造的無意識世界,也只有這個時候你才能在無意識水平上與來訪者聯結在一起。”來訪者之所以進入我們的分析室是因為他們無法處理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對于治療師而言要體驗來訪者的體驗從而去寬容他。因此,我經常對我的學員說你需要知道你的局限在哪里,就我自己而言,我對那些自我界限失調的人是非常寬容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所以你們要非常小心謹慎。


我想問一個具體意象與積極想象的問題:在我的沙盤室里有一些孩子會點火,一開始會覺得這個火是雜亂的,憤怒的,可是當孩子們不斷地一次又一次點火時,有一次我就會突然覺得那個孩子點的火像是篝火,我自己涌現的積極想象是我會覺得這個孩子開始有力量了,自己的能量開始整合了。但同時我自己有很惶恐的是我不知道這是我的積極想象還是我的妄想,就是迫切的想讓這個孩子往這個方向走。所以積極想象對于咨詢師而言是不是有一個拿捏的界限,而不是自己想要達到某個目標就把它想象出來,這個感受在什么位置?

George:你講的問題很有趣,因為這里是一系列沙盤。我會給你講特殊的一瞬間,榮格曾經在南加利福利亞做過類似的工作,就是和非常貧困的孩子一起工作,每一周都會有幾位分析師去跟這些孩子進行一對一的工作。最開始孩子們的沙盤非常混亂,后來孩子們的沙盤展現的越來越有秩序,孩子們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有組織性,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沙盤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工具。但你作為治療師總是看到這一種場景時,你應該問問自己為什么我會這么想,為什么我會有這樣的感受?當你講到你覺得火變得有力量時,你就要想想是不是你真的希望孩子們有力量,希望他們能夠去整合。所以在我的治療過程中我會突然意識到漏掉了來訪者的某句話,這時候我就會想這是來訪者真不想讓我知道,還是我自己不想知道。所以在治療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直重復這樣一個過程。


      4月17日,George教授來到了廣州,在申荷永教授、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工作人員賈子瑩、楊登樂、張艷萃的陪同下參觀了大佛寺。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心理分析 、沙盤游戲


     4月18日,George來到了華南師范大學,為華南師范大學的學生做了一場專業督導。并于4月18日下午趕赴武漢,參加第五屆中國精神分析大會,并在4月21日做了題為《史瑞伯個案與<紅書>的溯源》的報道。以下是其報道講稿節選的部分內容:


      2009年榮格的《紅書》的出版,是詮釋榮格理論關鍵的轉折點。榮格說,創作這本書幫助他形成了后期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我想說的是,《紅書》的意義不僅是對榮格學派,實際上也滲透于精神分析的整個歷史中。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榮格創作了20多年,但書中的內容是以榮格1913年9月與弗洛伊德徹底決裂后大約三個月經歷的體驗為基礎的。那段時期讓人有些困惑不解,特別是榮格在其自傳《回憶·夢·思考》中稱那些把他帶入《紅書》的事件為“直面無意識”。更重要的是,這段時期的特點是榮格經常近乎“精神失常”。然而,沒有證據表明,榮格確實有過精神病發作。恰恰相反。


      正如《紅書》的譯者和編輯索努·沙姆達薩尼所描述的,榮格關注內觀的可視化過程,那是由他熟悉的與自由化相關的個體探索而來。沙姆達薩尼寫道:“從1913年9月開始,繼續他的自我實驗:在清醒狀態下刻意激發一個幻覺,接著進入這個幻覺,就像進入一部戲劇一樣。這些幻覺可以被理解為一類以畫面形式進行的戲劇化思考。在閱讀他的幻覺時,榮格的神話研究產生的影響就顯而易見了。某些人物和概念都是直接來自他閱讀過的作品,并且形式和風格印證了他對神話和史詩世界的迷戀。在《黑書》中榮格按照日期的順序寫下自己的幻想,并附上他對自己心理狀態的思考和在理解幻覺時遇到的困難。《黑書》并不是一本記錄事件的日記,也幾乎沒有記錄夢,相反是在記錄一個實驗。他在1913年12月,把第一本《黑書》視為“我最艱難實驗的作品”。

 

      1916年榮格寫了一篇簡短的論文“超越功能”,概述了他在實驗中采取的流程,在那篇論文中,他引用某些細節描述了內觀,通過內觀,他力圖從外部世界撤回所有的注意力,也正如他1925年就這一過程的討論中所談到的,那樣就能夠讓他沉入無意識當中。在這篇論文中我想說的是,這一過程后來成為他的積極想象方法,至少在某程度上是試圖在可控狀態下復制精神病發作的體驗,實際上不會造成精神錯亂。

 

      如果我們也接受拉康對榮格在《紅書》中使用的“某種語義”應用的評論,我們將能夠轉向此次大會其他的主題上,即東方與西方的關系,因為榮格的方法與東方的打坐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尤其是西藏寧瑪派的大圓滿,這個內觀過程的最初幾個階段會逐漸把佛祖的意象同化到大圓滿的體驗中。

 

      在1953年和1954年,榮格發表了兩篇Evans Wentz翻譯的《西藏度亡經》及《西藏大解脫書》的簡介,對《西藏大解脫書》中“向心的本性致敬”一章的評論如下:這部分明確地表明,一心是無意識的,因為其特征為“永恒的、未知的、不可見的、未被認知的”,但它也具有積極的一面,這與東方經驗一致。這些特征是“永遠澄明的、永存的、放光的、明晰的” 。這是個不容否定的心理事:一個人越專注無意識的內容,它們就會越具有能量;會變得精力充沛,就好像內心被照亮了一樣。


      實際上,它們轉變為一種替換性的實體那樣的東西。在分析心理學中,我們在方法論上利用這種現象,我將其稱之為“積極想象”。深度的內觀方法不是榮格在《紅書》和他的后期著作中唯一接近東方傳統元素的領域,《紅書》中還充滿了曼茶羅意象,其中一些是榮格自己創作的; Joseph Cambray 指出,有一些曼荼羅與自然主義學家 Ernst Haeckle 用發光漆創作的發光的海洋生物驚人的相似。《紅書》整體上是參照中世紀的彩色稿本,我相信其結構是內觀體驗與榮格內省實驗結合的又一實例。

 

      這對我們今天的大會有什么意義?精神分析與分析心理學歷史上,鮮有人評論的一個方面,就是弗洛伊德與榮格即使在決裂后多大程度上保持連結。我留意到榮格1914年以后的批評/評論,可以在弗洛伊德有關超心理學的論文,尤其是《精神分析運動史》及《論自戀》屮找到類似的批評。弗洛伊德在這種情況下批評榮格,但是正如John Kerr指出的,到了 1920年,《超越快樂原理》中,弗洛伊德開始在心靈的動力學方面呈現榮格前瞻性的視角。到了1939年,弗洛伊德逝世之際,榮格證明了他對弗洛伊德一直的崇拜,對他唯一批評性評論就是說弗洛伊德,與內傾者精神病患者沒有什么不同,未能意識到自己已經囿于他的超自然理論,無法超越。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的采訪中,榮格繼續描述弗洛伊德為他所認識的人中最非凡的。

 

      因此,我鼓勵大家更深度地審視《紅書》這本書,不是僅對于榮格學派,也是更普遍的精神病學者。《紅書》出版時,紐約時報上一篇專題文章將其稱為“無意識的圣杯”有些夸張,但是深入研究榮格實驗的紛繁復雜之處,確實有助于我們理解弗洛伊德這位先驅及其后繼者發現的陌生世界。


     4月22日晚,應武漢張淑芳老師的邀請,George教授與申荷永教授、東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的課程導師馮建國老師、李孟潮老師、李英老師、唐秀玲老師、李江雪老師、蔡成后老師及廣州與澳門的心理分析專業在讀學生周彩虹、宋星、昝藝、王舒娟等人在江畔餐廳共進晚餐。期間George老師談起了他往日在日本旅居學習的經歷,談到他對哲學和榮格心理學的熱愛以及對禪宗的深厚興趣,也談到他對中國的喜愛。他與申荷永教授就榮格以后三大學派的發展和傳承做了深入交談,同時也與席間的老師、同學對精神分析大會的內容作了繼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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